“丁玲事件”與1930年代中國“文學場”_22811.pdf

1、本文選擇1933年的“丁玲事件”作為論述的切入口，將其視為一個剖面，以期由此回到“歷史現(xiàn)場”，在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探討1930年代文壇生態(tài)的同時，追問這一事件“非常態(tài)”的背后，新文學在生產(chǎn)、消費、流通等各環(huán)節(jié)與政治、商業(yè)、文化等諸多“非文學”因素發(fā)生聯(lián)系的“常態(tài)”機制問題，以這個問題來考察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場”是如何建立自身合法性，以及如何被形塑出來。
　　論文共分為六個部分。引言對“丁玲事件”及其“前史”作一基本梳理，以1931

2、年胡也頻遇難，丁玲開始主編《北斗》雜志為緣起，敘述丁玲由“灰”到“紅”的身份轉變，而此即是她為國民黨秘密警察列入逮捕名單之原因。
　　第一章從報刊等第一手資料入手，考察“丁玲事件”發(fā)生后，各方力量（左翼、自由主義、大眾輿論）等對此事件的言說。不同地位、背景的個人，如魯迅、沈從文、胡適等也都從自身立場對此作了反應。其各自的意識形態(tài)、親疏關系、政治立場都從他們的反應中呈現(xiàn)出來。
　　第二章以良友公司運作丁玲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

3、》成為暢銷書為例，討論新書業(yè)與新文學的關系。本章的目的是想從報紙、書籍、出版等方面來看新文學在突發(fā)事件中引起的商業(yè)市場的反應。
　　第三章引入“圖像”這一重研究視野，考察在此事件的前后，丁玲被運作，被關注的不同與相同處，并進一步擴大視野，觀照新文學的整體面貌中，“女性作家”的形象是如何被運作、被塑造、被消費，來討論新文學內外的性別政治問題。
　　第四章以文本對勘的方式，考察丁玲的“敘述史”問題，由此觀照“官修史”與“個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