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選董事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pdf

1、獨立董事制度作為現代公司治理核心機制之一，旨在解決公司委托代理問題和提升公司價值，一直受到全球的普遍關注。我國于2001年開始在所有上市公司中全面推行了獨立董事制度。該機制的設立賦予了獨立董事兩大重要職能:一是監(jiān)督職能，即對管理層和大股東行為進行監(jiān)督;二是咨詢職能，即向公司提供咨詢以提升公司業(yè)績。無論是從獨立董事制度發(fā)展的由來、我國引入獨董制的初衷以及該制度在我國實際運用的狀況，還是從長足的發(fā)展進程來看，獨立董事的監(jiān)督職能都應該是其核心

2、的職能。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基于獨立董事這一監(jiān)督機制的有效性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但是并沒有對此形成統一的定論，在理論界形成了獨立董事制度“有效”和“無效”兩大陣營。因此，本文將選題聚焦于獨立董事的監(jiān)督職能，按獨立董事與當期CEO上任時間的先后順序不同，將晚于CEO上任的這部分獨立董事定義為控選董事，從控選董事(Co-opted)這一獨立視角來研究獨立性稍弱的控選董事在公司監(jiān)督治理中發(fā)揮的作用。
　　同時，近年來愈演愈烈的盈余管理現象引起

3、了社會各界對財務信息的廣泛關注。盈余管理長久以來被普遍認為是公司代理問題的一種體現，公司的管理層通過管理盈余的方式來侵害股東利益，誤導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做出錯誤決策。國內外學者對盈余管理進行了很多規(guī)范和實證的研究，早期針對盈余管理的基本內涵和特征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之后主要集中在對盈余管理的動機和手段，盈余管理的經濟后果、計量方法和計量模型等方面的研究。
　　然而，獨立董事監(jiān)督的有效性主要取決于其獨立性，控選董事的定義表明了控選董事與

4、CEO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所以該獨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獨立性，從而獨立董事這一監(jiān)督治理機制的有效性會大打折扣。而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層常用的通過調節(jié)公司報告盈余來損害股東利益的手段，我們將其看作公司代理問題的一個最主要、直觀的體現。研究獨立董事與盈余管理的關系可以證明獨立董事這一監(jiān)督機制在公司治理中發(fā)揮的作用。學術界已有學者研究了獨立董事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但是相關研究的國家背景、經濟形勢、制度環(huán)境等的不同導致了研究結果的不同，考慮

5、到結論不同可能是由于對獨立董事獨立性的界定不準確造成的，所以本文在將獨立董事細分為控選董事和非控選董事之后來研究控選董事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從而探討控選董事在緩解公司代理問題上能否發(fā)揮積極的監(jiān)督作用。
　　在研究設計上，首先，考慮到管理層常常替代或同時使用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進行盈余操縱，所以本文將從這兩種不同方式入手，同時將董事會中控選董事的數量以及控選董事人數占獨董總人數的比例作為衡量控選董事的獨立性（監(jiān)督力）的指標，

6、在控制了一系列公司特征因素的影響后，對控選董事變量和盈余管理變量進行多元回歸。
　　其次，本文將管理層進行的應計盈余的管理分為正向（向上）盈余管理和負向（向下）盈余管理兩個組，分別與控選董事進行多元回歸，以次來考察控選董事對于不同方向的操縱性應計盈余的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我國上市公司的絕大多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更加關注本期報告盈余數量是否增長，基于向投資者傳遞公司業(yè)績良好的信號的原因，管理層常常傾向于增加報告利潤，即正向盈余管理。同

7、時，很多公司會為了激勵管理層將管理層薪酬與績效掛鉤，管理層薪酬敏感，也會有更大的動機進行向上的應計盈余管理。另外，控選董事出于避免席位丟失和規(guī)避聲譽受損的動機，會更愿意幫助管理層正向的盈余管理行為，不會對管理層進行的正向盈余管理多加制止。
　　最后，機構投資者作為一項外部治理機制，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大小可能會影響到董事會治理效應的發(fā)揮。機構投資者大多具有專業(yè)背景和規(guī)模優(yōu)勢，如果他們介入公司治理，公司市值上升時其獲得的收益將大于他

8、們付出的成本，因此機構投資者有強烈的動機和意愿積極地參與到公司治理中，成為有效的監(jiān)督者，并且這種意愿隨持股比例的變動而變動，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在對公司治理發(fā)揮的監(jiān)督作用越有效。因此本文引入了機構投資者持股作為調節(jié)變量，研究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對控選董事與盈余管理關系的調節(jié)作用。
　　基于以上的研究假設，本文選擇2007-2013年間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以修正Jones模型和Roychowdhury對真實盈余管理進行衡量

9、的經典模型對盈余管理進行計算，通過理論分析并且運用多元回歸法等計量統計方法，構建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董事會中的控選董事對上市公司的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均有加劇作用。這說明，控選董事由于存在于CEO共謀的動機，使其獨立性不能得到保障，從而不能充分履行其作為獨立董事的監(jiān)督職責，沒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
　　第二，對應計盈余管理按方向進行分組回歸的結果顯示，與負向的盈余管理行為相比，控選董事和

10、正向的盈余管理的正相關關系更顯著。這說明在樣本上市公司中正向的應計盈余管理現象是更加普遍的，管理層出于薪酬業(yè)績敏感性、對股東報告增加盈余、對潛在投資者傳遞“好信號”等目的，會更加傾向于夸大業(yè)績控選董事出于避免席位丟失和規(guī)避聲譽受損的動機，會更愿意幫助管理層正向的盈余管理行為，不會對管理層正向操縱盈余的行為多加制止。
　　第三，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對控選董事加重真實盈余管理的程度有顯著的負向調節(jié)作用，而對控選董事與應計盈余管理程度關系

11、的調節(jié)作用不明顯。應計盈余管理利用提前或推遲確認收入費用的時間來影響報告盈余，雖然各期的會計利潤數量會受到影響，但其實觀察稍長時間窗口，只是影響著總的利潤在各期的分布情況，不影響公司每期的現金流量，因此對公司價值不產生太大影響。而真實盈余管理通過構建真實的交易或事項，雖然短期內增加了企業(yè)的會計盈余，但會減少公司未來的經營現金流量，從而減少企業(yè)價值。機構投資者同時作為大股東，進行監(jiān)督的動機和最終目的是不讓公司價值受損從而實現所持股份價值保

12、值增值。所以當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大時，會減弱控選董事與真實盈余管理的正相關關系。
　　最后，基于以上的研究結論，對我國上市公司完善獨立董事制度以及改善公司治理問題提出相應建議。
　　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本文從控選董事這一新鮮視角來衡量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提供了一種從董事會構成的入手減少公司盈余管理最終緩解代理問題的途徑，拓寬了研究獨立董事與盈余管理關系的范圍和寬度，豐富了相關研究成果。在目前文獻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對盈余管理的

13、不同類型（真實/應計、正向/負向）與控選董事的關系做了一番細致的研究，并且考慮了對上市公司有著強烈的監(jiān)督意愿和動機的機構投資者這一調節(jié)因素，論證了機構投資者這一外部監(jiān)督治理機制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控選董事加劇盈余管理的程度，提供了一種外部治理機制可以作用于內部治理機制的路徑，從而通過內外結合、共同作用來改善公司的治理問題。從現實意義來看，本文的研究結論將為我國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結構，健全公司治理制度，改善公司治理狀況提供一些可以思考的視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