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君臣關系中的“壅蔽”_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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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1、<p>  秦漢時期君臣關系中的“壅蔽”</p><p>  摘 要:君臣之間壅蔽與防壅蔽的較量,集中表現為君臣對信息控制的爭奪,體現了皇帝-官僚制時代君臣關系中較為黑暗和緊張的一面。在壅蔽與防壅蔽語境下對君臣關系的論述展現了與“君尊臣卑”或“君臣禮敬”研究取向不同的圖景。圍繞壅蔽的斗爭既發(fā)生在國家日常行政層面,也發(fā)生在權力爭奪與地位分配層面,而且后者或許更加重要。秦漢是皇帝制度與官僚制度開始定型的時期

2、,對這一時期君臣關系中的“壅蔽”與“防壅蔽”現象的解析,可能對增進傳統(tǒng)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樣性會有所貢獻。 </p><p>  關鍵詞:君臣關系;壅蔽;防壅蔽;政治文化 </p><p>  中圖分類號:K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2-0133-10 </p><p>  作者簡介:薛小林,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甘肅 蘭州

3、 730020) </p><p><b>  一 </b></p><p>  皇權時代君臣關系的內涵多樣且復雜,對此問題學者一般取“君尊臣卑”的研究路徑,從制度設置、日常政治實踐、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等層面入手,考察在皇帝制度的框架下,整個民族如何以無意識的“共謀”將君主抬高到至尊神圣的地位,將臣下貶抑到卑賤、甚至帶有原罪的位置①。這個取向的研究自有其道理和價值,揭

4、示了皇權時代君臣關系的主要內涵,但是,君尊臣卑無法涵蓋君臣關系的全部內涵。最近的研究趨勢逐漸轉向關注君臣之間“禮”的層面,特別是皇帝對大臣的禮敬,如君臣“坐而議事”之制、皇帝禮遇宰相的規(guī)矩、問疾吊喪之禮,等等②。甘懷真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專制論”提出質疑,認為傳統(tǒng)中國權力運作的根本原理不是“主權”而是“禮”,皇帝和大臣均處在一個由“禮”編織的“名分”結構中,守禮是維持整個政治社會秩序的關鍵。“禮”和“名分”淵源自民族的古老文化源頭,在皇帝

5、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皇帝亦從來不曾宣稱是這個秩序與結構的創(chuàng)造者,而只是宣告者、執(zhí)行者和仲裁者③。此外學者也注意到,兩漢之際在帝國的官員中,長官僚佐之間、舊君故吏之間形成某種“君臣關系”。嚴格說來,秦漢之后“君臣關系”中的“君”只是指皇帝,而兩漢之際在“臣”的集團中分化形成某</p><p>  本研究以“壅蔽”與“防壅蔽”為切入點討論秦漢時期的君臣關系,考察的主題雖然也是君臣關系,卻與上述君臣關系的主要研究路徑不同

6、。本文關注的是君臣關系中比較黑暗、緊張的一面,在“壅蔽”與“防壅蔽”的語境下,并不涉及君臣之間的尊卑或者禮敬,君與臣是一場權力游戲的競爭對手,他們在這場權力競爭中擁有各自的優(yōu)勢資源,當然也有各自的弱點,君主在這場權力爭奪中并不必然占據優(yōu)勢。概括來說,“壅蔽”與“防壅蔽”主要是君臣圍繞信息控制的斗爭:“壅蔽”是臣對君,皇帝乃孤家寡人,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僚機構實現對龐大帝國的統(tǒng)治和管理,臣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或權臣出于某種政治野心,會極

7、力控制信息渠道以阻礙或操控皇帝的信息獲取,皇帝的信息渠道被堵塞或控制的狀況就被稱為“壅蔽”;“防壅蔽”是君對臣,如果皇帝不能獲得真實全面的信息,或者獲知的信息是經過某些臣僚選擇過濾甚至偽造的,則意味著皇權受到侵犯和挑戰(zhàn),甚至帝位的安全也受到威脅,所以皇帝必須開拓多種信息通道,防止壅蔽,這屬于韓非所論“術”的范疇。 </p><p>  君臣之間“壅蔽”與“防壅蔽”的論述可能會改變“君尊臣卑”論述的絕對性,在這里君

8、臣可以互相算計,在這個戰(zhàn)場上雙方是對等的,斗爭失敗被壅蔽而喪權失位的君主不在少數;亦可能改變“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述的溫情感和一體感,這是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正面和積極因素缺失的層面。韓非認為君臣之間是赤裸裸的利益與算計關系,“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 ②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28、115頁。,“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②。這種認識當然是片面的,但卻是不可否認

9、的一面。君臣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的復雜性和多面性決定了君臣關系同樣的復雜和多樣。但更關鍵的可能是,君臣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權力會扭曲人的本性,或許韓非的片面更為關鍵,“壅蔽”與“防壅蔽”的觀察角度更能凸顯君臣關系的特質。 </p><p>  君臣之間“壅蔽”與“防壅蔽”這種帶有緊張對立意味的關系并非一開始就如此,其醞釀于社會政治體制轉型的春秋戰(zhàn)國,伴隨著秦漢皇帝-官僚制度的確

10、立而形成。西周之制融封建與宗法于一體,通過層層分封土地人口形成多重封君與封臣關系,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卿大夫既是君臣關系又是大宗與小宗的關系,君臣關系中的政治因素和血緣因素無法抽離?!把墶痹谀莻€時期含有較今遠為復雜和神圣的意味,政治深深彌散于原始親緣共同體的習俗和傳統(tǒng)之中,個人最重要的存在是作為人神共同體之血族成員的存在[日]高木智見:《先秦社會與思想——試論中國文化的核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頁。,血緣密切聯(lián)系著活著的

11、族人,也結合著先祖和子孫,具有非常神圣的宗教意味。那個時代最高最大的主題就是宗族和血緣,難怪乎宗廟是最重要最神圣的場所,重要的典禮及政治軍事活動均要在宗廟中舉行。楊寬指出:“宗主不僅是宗族之長,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軍事上的統(tǒng)帥。這樣在宗廟舉行典禮和請示報告,無非表示聽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鞏固宗族的團結,鞏固君臣的關系,統(tǒng)一貴族的行動,從而加強貴族的戰(zhàn)斗力量和統(tǒng)治力量</p&g

12、t;<p><b>  二 </b></p><p>  孔飛力提出中國帝制國家同時具有兩種功能,一種是“工具”,另一種是“制度”。作為“工具”的功能是根據統(tǒng)治精英階層的需要來管理社會經濟文化事務,作為“制度”的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間實行權力分配和地位分派[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287頁。在筆者看來,如果將管理國家功能的

13、側面稱為“制度”,將涉及權力和地位分配的側面稱為“工具”,或許更為貼切。。君臣圍繞“壅蔽”展開的較量多數發(fā)生在政治地位與權力的爭奪領域,即孔飛力所說的“制度”領域,一般而言能夠有能力壅蔽君主的肯定不是普通臣僚,而是一些擁有較高地位和影響的權臣。當然,在國家的日常管理及運作層面,普通官吏對皇帝及中央也存在控制信息的“壅蔽”,但這種情況的“壅蔽”只是關涉國家一般性的日常行政運作,不似在權位爭奪領域里的“壅蔽”會對皇帝的統(tǒng)治造成直接威脅。如果

14、說“工具”領域的壅蔽只是“行政錯誤”,那么“制度”領域的壅蔽則是一種嚴重的“政治犯罪”。秦漢是皇帝-官僚制帝國的開端和鞏固時期,四百年間君臣之間“壅蔽”與“防壅蔽”的較量不斷上演,充分展現了君臣關系中較為黑暗、緊張的面相,對秦漢政治文化的</p><p>  皇帝對于帝國的統(tǒng)治是依靠官僚階層實現的,官僚行政必然要求一定的客觀化和程序化,逐漸會形成嚴密的規(guī)章程式,皇帝也需要依據各種規(guī)章條例來要求和考核他的官員??罪w

15、力認為,官僚們始終受到瑣細的規(guī)章條例的制約,包括形式、時效、文牘、財政和司法上的限期,他們一旦違背這些規(guī)定,便會受到彈劾或處罰,但這些繁瑣的行政規(guī)則至少為他們的職責劃定了某種邊界,從而為他們提供一定的保護,使他們得以對抗來自上司或君主的專制要求[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第250頁。?;实垡环矫姹仨氁揽抗倭偶瘓F,但另一方面官僚體制內在的客觀化趨向卻對他的肆意專權形成約束,雙方的矛盾從官僚階層的領袖——宰相的演變歷

16、程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徐復觀:《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載《兩漢思想史》第一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漢宣帝曾在一封詔書中對官僚階層的行政作風給予嚴厲批評:“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漢書》卷八《宣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頁。上計簿是地方向中央報告一方政情的行政文書,是</p><p&

17、gt;  上計簿中反映的政績是官員升遷的資本,但許多官員寧愿用具文空語來應對,自然有其苦衷。在國家的日常行政中,皇權的干預起到的往往是干擾和破壞作用,負責具體政務的官員夾在皇權與現實之間,應對起來并不容易。有時候皇帝的命令和要求完全是心血來潮或者不顧實際,官吏若順從皇帝的意愿強制執(zhí)行,可能會對地方造成嚴重破壞,雖一時滿足了皇帝的要求,但日后仍可能被追究責任,與其如此,還不如以虛言套語應付??罪w力指出官場上的程式、文牘既是對官吏的限制,也

18、為他們提供了一定的保護,確實是深刻的觀察。地方進呈的上計簿大多都“具文”、“務為欺謾”,而且掌管核查的三公也表示默認,如果站在宣帝的立場上看,或許可以認為當時官場確實形成了頑固的陋規(guī)劣習,官員們習慣了敷衍應付;如果站在官僚階層的立場上看,或許可以認為當時他們正默契地抵制宣帝的某些干預,宣帝朝在中興的背后,可能存在諸多嚴酷的政治問題元帝為太子時,曾不顧自己地位安全批評宣帝“持刑太深”?!稘h書》卷九《元帝紀》,第277頁。。 </p&

19、gt;<p>  基層的信息在向上奏報時,總是會經過奏報官員有意無意的過濾,在他看來不重要的,或可能引發(fā)麻煩的,或于己不利不便的信息,都將被修改或者刪除。上計簿及上計吏的口頭匯報是中央獲取地方信息的主要渠道,但由于上述原因,這個管道并不通暢,“壅蔽”的情況時常發(fā)生。當然,除此之外皇帝還有其他的信息途徑,如派遣行部的刺史及到各地采謠俗的使者呂宗力:《漢代的謠言》,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頁。,他們會為皇帝帶來更多

20、的信息,保持信息渠道的多樣性是皇帝“防壅蔽”的基本方法。在“工具”層面,即國家日常行政層面發(fā)生的壅蔽,只會對國家的行政效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基本不會直接威脅皇帝的統(tǒng)治,皇帝真正重視的是發(fā)生在權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層面的“壅蔽”。   三 </p><p>  賈誼在《過秦論》中指出秦之亡與“壅蔽”的關系,“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

21、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賈誼:《過秦論》,載《全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66頁。。秦朝三主中,秦始皇“雄才大略”所有的“雄才大略”都有其惡的一面,帝王為了追求宏大功業(yè)、豐功偉績,往往罔顧普通小民的生命和生存,一將功成萬骨枯,雄才大略背后不知有多少妻離子散、民不聊生。,權力欲極強而且精力旺盛,大

22、權獨攬,臣僚戰(zhàn)栗,大臣很難壅蔽他的信息獲取渠道;子嬰即位時天下已不可收拾,無法抵抗劉、項的軍隊,政權尚不可保,君臣之間安有權位之爭奪?秦廷的覆巢之下君臣俱滅,無有完卵,更無從談“壅蔽”。三主之中最具解析價值的就是秦二世,趙高對秦二世的“壅蔽”可謂是權臣壅蔽主上的經典案例。 </p><p>  由于是陰謀上臺,二世經常感到地位不穩(wěn),他向趙高吐露了自己的擔憂:“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史

23、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8頁。趙高從中看到了蔽主擅權的機會,所以更加強化二世的憂慮曰:“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② ③ ④ ⑥ ⑦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8、268、268、269、271、274頁。借此機會趙高發(fā)起了一次清洗運動,“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

24、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②。清洗不但為趙高掌握權力掃清了道路,也使得諫諍之路籠罩在恐怖之中,“群臣諫者以為誹謗”,誰要是敢進諫就會被按上誹謗的罪名,誹謗罪的處罰很重,不但犯者性命不保,還要殃及妻子宗族,結果是“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③。 </p><p>  趙高想要完全堵塞二世的信息渠道也并非易事,但偏偏二世皇帝聽不進真話,當時東方已亂,“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問,對

25、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蠍偂雹?。叔孫通的遭遇也說明了這一點《史記》卷九十九《叔孫通列傳》,第2720頁。。講真話要下獄受罰,使者們自然要以假話虛言取容了,如此一來君主通過使者了解真實信息的渠道就失效了。此后趙高展開了進一步的行動,勸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雹薅郎钜詾槿?,從此沉溺于深宮,與外廷大臣的交流通

26、道中斷,趙高正是利用皇帝與大臣交流不暢通,設計害死了李斯。李斯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與二世的溝通也要受制于趙高,當時二世被壅蔽之程度可謂無以復加矣。最后就是這出壅蔽大戲的高潮部分——望夷宮之變。趙高之黨徒攻望夷宮,“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⑦?宦者的這番話正印證了賈誼所說“忠言未卒于</p>

27、<p>  秦二世被后人視為君主受壅蔽而國破身亡的典型例證,劉向在上漢元帝的封事中說:“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第1959頁。魏徵也舉秦二世的例子來告誡唐太宗壅蔽之禍:“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異,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徵傳》,中華書

28、局1975年版,第3869頁。楊大全諫宋光宗說:“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薄端问贰肪硭末柀枴稐畲笕珎鳌罚腥A書局1977年版,第12158頁。劉向、魏徵、楊大全都以秦二世的例子來說壅蔽之禍,用以加強論證的力度,他們的論說對象都是當世皇帝,二世壅蔽的悲慘下場恐怕足以使這些皇帝們深以為戒。 </p><p>

29、;  進入到漢朝,戰(zhàn)火鑄造的新朝代難免會形成軍功受益階層,戰(zhàn)爭時期的劉邦集團在漢朝建立后依照軍功分別占據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權,漢初軍功集團壟斷政權的情況,李開元論之已詳參見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對此狀況范曄論之曰:“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薄?/p>

30、后漢書》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87頁。在范曄看來,這些武人對官位的長期把持使得基層才俊無法進入統(tǒng)治階層,造成賢能“蔽壅”,縉紳怨望。在漢初萬般凋敝的環(huán)境下,粗鄙無文的武人們循著黃老無為的路徑治理天下,對于國力的恢復和百姓的樂業(yè)確實有積極作用,但對于皇帝而言,卻不能隨心所欲地用人辦事,理論上無限的皇權在現實中卻處處受限。更甚者,功臣權貴在呂后死后發(fā)動政變,喋血長安,雖然事后依舊迎立了劉姓皇帝,但他們能

31、夠廢立皇帝的權勢,還是令這次政變的受益者漢文帝感到心有余悸。 </p><p>  漢文帝對于賈誼的任用其實是他伸張皇權計劃的一部分,賈誼一系列的改作計劃有利于皇帝神圣性及合法性的強化,改德運、易服色、定官位是牽涉面非常廣泛的政權建設計劃,如果得到執(zhí)行,或許會形成以賈誼為中心的非軍功權貴的官僚派別,這個派別顯然是支持文帝的。當文帝準備任用賈誼為公卿時,“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

32、,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第2222頁。。賈誼這個下層才俊在軍功權貴的阻擾下遠謫邊地,此乃范曄所說“縉紳道塞,賢能蔽壅”。賈誼之事是皇帝與重臣在權位分配上的斗爭,從皇權角度來看,皇帝無法使自己中意的人進入權力層,無疑是一種“壅蔽”。在皇權政治的敘事邏輯中,“賢能蔽壅”就是皇帝被“壅蔽”并不是說賈誼們得位就一定能使得政治更好,而是從權力爭奪的角度而言,由于軍功權貴的阻

33、擾,文帝無法使賈誼這樣的人物進入核心權力圈,賢能蔽壅就是皇帝被“壅蔽”,皇權受到諸多掣肘甚至是威脅。。   比起秦始皇,漢武帝更是“雄才大略”,在他的統(tǒng)治下,大一統(tǒng)的皇帝集權發(fā)展到頂峰。武帝建立了常規(guī)性的人才登進途徑,通過舉孝</p><p>  漢元帝在一封詔書中說:“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薄稘h書》卷九《元帝紀》,第287頁。

34、“壬人”在位會導致“吉士”壅蔽,壬人不但沒有薦賢自代的覺悟,而且還會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利用一切手段來阻止有才能的人登進,造成“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的局面。雖然元帝不愿意看到吉士雍蔽,但恰是他統(tǒng)治時期形成最典型的奸邪盈朝善人壅塞。 </p><p>  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劉向、金敞“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xiāng)納之” ⑧ ⑨ 《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第3283、3284、3284頁

35、。。政治一時有振作之望,但“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史)高為表里,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⑧。在正統(tǒng)史書的敘事邏輯下,蕭望之等是公忠體國的吉士,弘恭、石顯則是奸邪的壬人,壬人為了維護權位私利,會竭力阻止吉士上位。對于蕭望之等振興朝綱的計劃,“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⑨?!爸t讓重改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元帝性格的緣故,另一方面則可能與弘恭、石顯的影響有關,史書記載他們“論議常獨持故事”,

36、經常以漢家故事來影響元帝,對祖宗故事的強調意味著重因循而不可輕易改作。值得注意的是劉向失去了給事中的職位,臣子“一旦加了給事中,即行成為省內官,即可當然出入禁省,從而與君主的關系也就較前密切,對于政治的影響也就因之加大”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頁。,劉向為宗室成員,又為給事中,有較多的機會可以影響元帝,有劉向在此位置上,至少可以保障正義官僚群體蕭望之等與弘恭、</p><p>

37、  房彥謙描述奸臣阻遏賢才的心態(tài)說:“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zhí)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時,于己非宜,即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于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薄侗笔贰肪砣拧斗繌┲t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20頁。對于蕭、周等正直之士,石顯、弘恭極力排斥,而對可以利用的穢慝宵小,比如鄭朋、華龍,則舉薦拉攏。鄭朋

38、、華龍首先以正義之士的面目出現,被蕭望之、周堪引為同仁,但他們傾邪品質暴露之后,“望之絕不與通”,他們立刻投入到弘恭、史高陣營,誣告蕭望之等人“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第3286頁。,這顯然是弘恭等指使的,最終蕭望之等被迫離開政治中樞,鄭朋、華龍則得到晉升。 </p><p>  元帝后期,《易》學大師京房以《易》說災異,“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

39、,數召見問” ④ ⑤ ⑥ ⑦ 《漢書》卷七十五《京房傳》,第3160、3163、3163、3164、3164頁。。針對西漢中期的政治衰敗,京房向元帝奏考功課吏法,又奏石顯、五鹿充宗等人巧佞亂政,遭到石顯等人的敵視。京房努力實踐他的考課法,按其最初的設想,用弟子任良、姚平為刺史施行考功之法,京房本人“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④。京房很重視通籍殿中就是為了保證與元帝的溝通以防止元帝被壅蔽,京房深知元帝對于石顯、五鹿充宗是更加信任的,也

40、深知他們壅蔽主上的老練,一旦與皇帝直接溝通的渠道壅塞,何止考功課吏法的命運,自己的性命也會堪虞。 </p><p>  京房的擔憂是有道理的,石顯等人對付他的第一步就是讓其遠離京師,“建言宜試房為郡守”,將他遠派的目的明顯就是使之與皇帝的溝通變得困難。元帝竟然同意了,面對這一情況,“房自請,愿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⑤。出京既然無法改變,京房只能退而求其次,爭取每年年末進京

41、面見皇帝奏事的權利,至少在最低程度上保持與元帝的溝通,不至于被石顯等完全壅蔽。雖然如此,京房還是非常憂懼,又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雹蘧┓孔顬閾牡木褪恰氨赜杏艚^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不得乘傳奏事,他與元帝溝通的唯一渠道就斷絕了,這樣石顯等圍繞在元帝身邊的人就能三人成虎,任意攻擊

42、京房了。果然,“房未發(fā),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⑦。元帝在短時間內就改變了允許京房乘傳奏事的決定,這顯然是石顯等人活動的結果。失去了與皇帝直接溝通的渠道,京房的性命也就落入石顯等人的掌中了,后來借著張博、淮陽王事,輕而易舉地置京房于死地。石顯等人排斥京</p><p>  除了以阻塞賢臣的方式壅蔽君主之外,權臣也非常重視對文書奏章進上渠道的控制。文書是秦漢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皇權及官僚機構的運作

43、主要依靠文書運行來實現,正如劉勰所說:“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蓖艄鸷#骸稘h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若權臣控制了奏章進上通道,君主得到什么信息、不得到什么信息均由他們控制,離君主壅蔽就不遠了。正如朱熹所言,“人君身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朱子語類》卷一二八,中華書局1986年版。。傅禮白指出,君主“孤家”、“寡人”的處境帶來的是孤陋寡聞,君主身居九重,極易被見多識廣的臣下以各種手段蒙蔽視聽。在權力高度集

44、中于君主一人的專制體制下,君主的“無知”、“偏信”所產生的情緒性、盲目性決策隨時都有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傅禮白:《宋朝的章奏制度與政治決策》,《文史哲》2004年第4期。。對于妄圖擅權的奸臣而言,壟斷和控制信息渠道是壅蔽君主的主要方法,而皇帝防范壅蔽則是建設多個信息渠道,能夠眾端參觀,最甚者是建立所有臣民互相監(jiān)督、告發(fā)的全民間諜網絡。 </p><p>  從漢代開始,尚書機構開始掌管奏章的進呈和詔令的下發(fā),是皇帝

45、的機要秘書機構。漢宣帝與霍家圍繞尚書機構的斗爭,充分體現了在壅蔽問題上權臣與皇帝的攻與防。宣帝即位后,鑒于昌邑王的教訓,謙讓委政于大將軍霍光,隱忍到霍光去世才對霍家下手。當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兄孫云為中郎將。宣帝信任御史大夫魏相,加給事中,霍光妻顯意識到了危險,謂禹、云、山曰:“女曹不務奉大將軍余業(yè),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復自救邪?” ③ ⑥ 《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第2951、2954、2951頁。宣

46、帝安置信任的大臣擔任給事中這一內朝官,此為防范壅蔽的第一步,霍光妻對他人擔任給事中的擔憂,跟之后元帝時石顯、弘恭不容劉向擔任給事中的考慮是一致的?;羯娇刂浦袝鴻C構,當時“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③。利用對尚書機構的控制,摒絕對己不利的信息是權臣壅蔽君主的慣用手段,漢哀帝初即位時司隸校尉解光上書奏曲陽侯王根“內懷奸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yè)

47、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漢書》卷九十八《元后</p><p>  控制尚書機構是權臣壅蔽主上的重要方法,皇帝防范壅蔽就要削弱尚書對文書的控制,或者繞開尚書另辟文書通進渠道。圍繞這一思路,宣帝展開第二步行動。“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事先發(fā)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薄稘h書》卷七十四《魏相傳》,第3135頁。之前臣民上書皇帝的奏章都是一正一副二份,尚

48、書有權力拆看副封,決定是否將正式奏章上呈皇帝,也就是說皇帝看到或不能看到什么奏章取決于尚書的判斷。魏相提出去副封,就是針對霍家掌握尚書機構而采取的對策。地節(jié)三年宣帝開辟了繞開尚書的上書渠道,“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⑥。袁禮華評論說:“至此,漢代吏民上書制度雙軌并行,既有去副封后僅呈一本,經領尚書事啟閱,再奏皇帝的普通奏章;又有‘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直達天子的秘密奏章——‘封事’。封事制的增設,

49、使書呈天子的信息渠道不再受控于權臣而暢通無阻,吏民上書制度得以恢復正常運行并發(fā)揮其功能作用?!痹Y華:《試析漢代的上封事制》,《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正是因為打通了信息渠道,霍氏的舊惡和新謀才接連被告發(fā),宣帝最終擺脫</p><p>  賈誼指出,古代圣王深知壅蔽之傷國,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來防壅蔽,大概是指帝王應該多設進言渠道,兼聽廣覽以防范壅蔽。申屠剛上書曰:“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

50、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議論,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辟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薄逗鬂h書》卷二十九《申屠剛傳》,第1011-1012頁。梅福上書建議“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第2922頁。。先王兼聽廣覽的舉措,諸如“進善之旌”、“敢諫之鼓”、“辟四門,明四目”,均被論者引用來加強

51、自己諫言的力度。旌和鼓的設立表明統(tǒng)治者求言求諫的態(tài)度,“辟四門,明四目”,孔安國曰:“開辟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明四目,謂廣視四方,使下無壅塞也?!鳖亷煿旁唬骸把蚤_四門以致眾賢,則明視于四方也。”魏征在諫唐太宗時說:“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薄缎绿茣肪砭攀摺段横鐐鳌罚?869頁。這種論述傳統(tǒng)甚至直到明清仍然存在,似乎也說明了“壅蔽”與“</p><p>  

52、君主被邪臣壅蔽將會引發(fā)天象上的異動,成為這個時候人們的共識,《漢書·五行志》:“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 《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下《五行志》,第1515—1516頁。在董、劉這樣的大儒看來,君主之視聽被“亂氣”遮蔽是引發(fā)怪異星象的根本原因,可見君主被壅蔽的嚴重性。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

53、。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jié)。蔽惡生孽,蟲食心。” 《漢書》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第1446頁。這里所列的貪、煩、不絀無德、不時、蔽惡等都將產生“螟”災,但根據危害程度的不同又有蟲食根、食葉、食本、食節(jié)、食心的不同,具體到“蔽惡生孽”則是“食心”, 顏師古解釋“蔽”曰:“蔽謂惡人蔽君之明為災孽也?!痹诰┓康恼撌鲋?,君主壅蔽之危害達到蟲食心的嚴重程度。京房還認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云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

54、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云?!?《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p><p>  避免因壅蔽發(fā)生的災異,則需要君主掌握特定的道術。公孫弘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

55、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官亂天下。” 《漢書》卷五十八《公孫弘傳》,第2616頁。把“通壅塞之涂”視為君主治國的重要道術之一,得之則天下安樂,失之則主蔽于上而天下亂。 </p><p>  陳弘謀在《學仕遺規(guī)》中說:“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欲懲欺罔,必通

56、言路。所言雖未必可盡聽,而人人皆得盡言,庶奸貪之輩,慮人指摘,不敢肆行無忌也?!鞭D引自李文?!稙檎ㄏ虑闉榧薄?,《光明日報》2009年9月15日,“理論周刊”版。在皇帝-官僚制時代的大多數歷史論述中,帝王廣覽兼聽,任用英俊是關系到整個國家興衰和命運的大事,也是皇帝維持自身權位、乾坤綱常的關鍵,一旦帝王壅蔽,則真實的信息、正確的意見不得聞,賢能的人才、忠直的鯁臣不得近,權奸當道,鼎阼搖危?!胺采舷轮?,通則治,不通則不治?!边@種論述或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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