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服飾專題研究——以胡漢服飾文化交融為中心_10608.pdf

1、本文是從北方民族服飾文化對內(nèi)地漢族傳統(tǒng)服飾影響的角度進行的專題研究<'①>。按照研究內(nèi)容與方法的差別，分為上下兩篇： 上篇主要在國家制度這一相對宏觀的背景下展開，包括兩個專題： 第一、北朝胡族傳統(tǒng)與唐代大駕鹵簿服飾制度。研究的結(jié)果表明： 1、唐代大駕鹵簿主要繼承了天賜二年(405年)改制后的北魏大駕鹵簿制度。在此基礎之上，唐代大駕鹵簿服飾按照人員職能屬性的不同，大體應分為“諸衛(wèi)服飾”，“車輦、麾幢儀仗人員服飾”，

2、“供奉侍臣、四省局官及殿中侍御史等文吏服飾”，“鼓吹臣工服飾”，以及“‘導駕六引’人員服飾”等五大類。通過對這些類型服飾形制的全面深入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唐代大駕鹵簿的服飾，從整體上表現(xiàn)出一種“胡漢”交融、以傳統(tǒng)“胡服”形制風格為主的制度特征。 2、由于大駕鹵簿制度亦“儀”亦“衛(wèi)”的制度屬性，其在唐代國家禮制、兵制展現(xiàn)與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典型性意義。特別是其中的各類服飾，因為具有直觀、生動與呈外共睹的特點，故而成為一種在“華夏”意象下

3、，改造中國古代視覺性政治權(quán)威外觀的有效工具。同時，通過這一改造過程，唐代大駕鹵簿服飾也成為了推動當時民族融合，與塑造后世漢民族集體記憶的積極力量。 第二、唐代服飾賞賜及與“四夷”關系。筆者認為： 1、由于緣起于一般物質(zhì)性賞賜，唐代服飾賞賜制度特征主要應由其所用服飾形制決定，因此，其體現(xiàn)出了比較強烈的胡族傳統(tǒng)淵源影響。在王朝政治制度的不斷發(fā)展中，唐代服飾賞賜首先成為了一種國家“特賞”，進而在與官常服品色制度的互相重疊下，逐

4、漸形成了有唐一代頗具特色的“賜紫緋”之制，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影響綿長而深遠。另外，為了更為全面地描述相關制度的運行與流變，本文還利用了一些墓志史料，對晚唐內(nèi)侍省官員的服飾賞賜情況進行了初步考察。 2、唐帝國形成的歷史與空前強大的國力，決定了其與周邊、乃至部分絕遠之域的許多內(nèi)外民族，亦即所謂“四夷”的交往，遠遠超越了之前所有的統(tǒng)一中原王朝。而以“袍帶”為形制主體的服飾賞賜，在唐與“四夷”關系中亦扮演了極其特殊與重要的角色。李唐國

5、初，由于賞賜服飾的胡族形制特征，服飾賞賜成為李唐融洽“華夷”關系的有效工具；盛唐時期，服飾賞賜乃是宣化“四夷”、協(xié)調(diào)與制衡外蕃彼此關系的“適度威力”武器；中晚唐時，施展空間的萎縮使服飾賞賜基本局限在國家與個別“四夷”關系的某些具體操作層面，故其作用也大大地降低了。 3、唐朝對“四夷”所用的“袍帶”賞賜，在形制淵源上流露出濃厚的胡族傳統(tǒng)特征，而在“華夷”政治關系層面則又具有“唐冠帶”的華夏文化色彩。因此，“袍帶”在內(nèi)外“自認同”

6、與“他認同”之“華夷”觀念交織下，最終脫“胡”入“華”，成為代表唐代整體服飾形象的最重要常服形制。相關影響直至宋明時期亦為不絕。 下篇選取唐代曾經(jīng)流行的某些服飾形制，從微觀的角度，重點研究了外來胡族服飾對唐代的影響。分為兩個專題： 第一、鎖子甲與“<革占><革世木>事”。通過研究，我們有如下一些認識： 1、可能最早是由生活在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Scythians)發(fā)明的鎖子甲，直到唐代才為中原地區(qū)所真正了解。鎖子

7、甲入華后并未在軍戎服飾范疇發(fā)揮其武備物的原本效能，相反，作為一種外來“方物”，卻因奇特的結(jié)構(gòu)特征與肌理外觀帶來的審美價值，在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學、建筑學和工藝學等領域煥發(fā)異彩，并進而成為一種獨具異域情調(diào)、相對抽象的表現(xiàn)性裝飾語言。 2、作為初唐高級武官常服構(gòu)件的“<革占><革世木>七事”，有可能來源于中亞粟特騎士的傳統(tǒng)出征裝束。其相關制度的興滅，部分反映了初唐至盛唐過渡時期，李唐政治氣候與制度文化的變幻情形。后世所稱“<革占>

8、<革世木>帶”的腰帶名謂，與“<革占><革世木>七事”有直接關系，但從北宋開始，人們的相關認識已產(chǎn)生了部分誤差，這主要體現(xiàn)在混淆了“環(huán)帶”與“<革占><革世木>帶”的本質(zhì)差別。相關的消極影響至今猶存。 第二、高巾子與官服“異文”。研究顯示： 1、雖然，今人以現(xiàn)在的服飾學知識，不認為幞頭包帛下的“巾子”是獨立的服飾件，但在唐代人們的認識中，情況恰恰相反。唐代高頭巾子與西域高尖帽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聯(lián)系，這種情況與武周時期

9、在華胡人積極支持武周政權(quán)，以及他們在國家文物制度革新活動中的活躍表現(xiàn)有很大關系。武周高巾子給有唐一代巾子與幞頭造型的發(fā)展定下了基調(diào)，從此，高度的不斷突破成為了時尚的主要指標。 2、唐初《武德衣服令》所定三、五品高官常服“異文”之“大科”、“小科”，很可能就是聯(lián)珠紋對獸(禽)團窠圖紋，它們整體上應屬于所謂“陵陽公樣”的圖案范疇；武周官袍的“銘文”圖案與新疆出土的許多西域織物上的漢字圖紋，有審美趣詣與應用觀念上的趨同特征；中晚唐流行

10、的“鶻銜綬帶”與“雁銜儀委”圖紋，在淵源上流露出明顯的傳統(tǒng)祆教圖案特征，但其使用者主觀上卻賦予其傳統(tǒng)的“華夏”文化象征意象?？梢钥闯觯拼倥邸爱愇摹睆目傮w形制方面，體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西域(中亞)文化影響，以及日漸“華夏化”發(fā)展趨勢。 3、唐代官常服所用紋綾上的圖紋，從一開始就有“別階”的功能，這一事實不應再被懷疑。只不過由于其階差變化的跨度較大，且多是綾上的暗花圖案，因此，沒有服色那樣鮮明與方便使用而已。但隨著唐代散官制度的濫

11、滯，從中晚唐開始，官服“異文”便開始擺脫從屬地位，并逐步超越官服品色局限，成為了高級官僚階層最重視的“別階”符號。當然，此時“別階”的對象，已從品位很大程度地轉(zhuǎn)向了職位。 總之，無論從禮制意象明晰的大駕鹵簿服飾，還是到制度化、符號化色彩強烈的軍戎類服物，乃至一般的常服構(gòu)件，都明確顯示出唐代服飾文明中胡族因素的強烈影響及主流性特征。而服飾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將這種影響擴散與滲透到唐代社會生活的其它諸多領域，并因之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