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的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高危行為研究.pdf

1、研究背景:艾滋病已經(jīng)成為全球許多國家最嚴重的公共衛(wèi)生和社會問題之一。自1981年首例艾滋病病人被發(fā)現(xiàn)以來，全球共60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將近3000萬人死于同艾滋病有關疾病，對社會、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HIV主要傳播途徑是性、血液和母嬰傳播，全世界約有四分之三的艾滋病傳播為性行為傳播。
　　 我國艾滋病總體呈低流行態(tài)勢，疫情持續(xù)上升，但上升幅度有所減緩，部分地區(qū)和高危人群疫情嚴重，疫情正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從

2、高流行地區(qū)向低流行地區(qū)擴散，城市疫情增長高于農(nóng)村。近年來，我國艾滋病的社會傳播行為正悄然發(fā)生變化，地下不安全采供血行為被徹底清除，異性性傳播持續(xù)成為主要傳播途徑，在異性性傳播中，約三分之一為配偶之間傳播，三分之二為非配偶間傳播。在歷年報告的病例中，異性性傳播從2006年的30％上升到2007年的38.9％、2008年的40.3％和2009年的47.1％。
　　 我國艾滋病主要經(jīng)異性性傳播的很大原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性產(chǎn)業(yè)的死

3、灰復燃和女性性工作者。我國的女性性工作者人群普遍具有以下特征：接觸性生活和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的年齡偏低、受教育程度較低、流動性強、大部分同時擁有商業(yè)性性伴和固定性伴、性病感染率較高、安全套使用率較低、某些女性性工作者還屬于藥物濫用人群。艾滋病綜合監(jiān)測與文獻資料顯示，60％的女性性工作者不能堅持每次性行為都使用安全套；與客人發(fā)生性交易時堅持每次都使用安全套占13％到54％；約有半數(shù)在與固定性伴發(fā)生關系時從不使用安全套。
　　 女性性

4、工作者在商業(yè)性性交易及非商業(yè)性性行為中普遍缺乏安全保護措施、性伴更換頻繁和自身性病的患病率高等因素，使得她們處在感染艾滋病病毒/性病高風險之中，并在傳播艾滋病病毒/性病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截止到2005年底，大約12.7萬女性性工作者和嫖客感染艾滋病病毒，占評估總數(shù)的19.6％。來自國家哨點監(jiān)測數(shù)據(jù)表明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艾滋病病毒的平均感染率為1.0％，最高為10.0％。2009年全國艾滋病哨點監(jiān)測結果顯示，10.3％的女性性工作者監(jiān)測

5、哨點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檢出率在1.0％至5.0％之間。
　　 從某種角度看，艾滋病實際上是一種行為性疾病，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決定其流行態(tài)勢，至今艾滋病仍無有效治療方法及安全有效地抗艾滋病病毒的疫苗。因此，艾滋病高危行為的改變是目前最有效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措施?！?010年全球艾滋病疫情報告》的數(shù)據(jù)顯示艾滋病蔓延勢頭已獲遏制，該報告指出艾滋病疫情地好轉得益于包括使用安全套在內的預防措施。
　　 艾滋病高危行為轉變不僅受到個體

6、因素的影響，還受到社會因素、物質環(huán)境因素(自然環(huán)境、人工環(huán)境)等影響。為此，國外學者在艾滋病高危行為研究中創(chuàng)建并發(fā)展了許多高危行為轉變理論及模型，主要有知信行理論、健康信念理論、合理行動/計劃行為理論、行為轉變理論模式和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理論。這些理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影響艾滋病高危行為改變的主要因素，基于這些理論指導的干預研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是在艾滋病高危行為研究中應用最廣泛的模型之一，它的適用性已經(jīng)在

7、多種高危人群中得到了驗證，以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理論為指導的艾滋病高危行為干預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研究擬采用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理論為基礎，分析艾滋病高危行為發(fā)生的影響因素及影響方式，探討適合我國女性性工作者人群高危行為的干預措施，為艾滋病高危行為干預提供理論指導。
　　 由于受到傳統(tǒng)倫理和道德規(guī)范的影響，女性性工作者人群常受到主流社會排斥，成為受歧視、邊緣化、隱蔽的群體。女性性工作者一般不愿暴露身份，很難區(qū)分女性性工

8、作者與正常人群，不能確定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總體，無抽樣框架，對此人群幾乎不可能進行概率抽樣。因此，傳統(tǒng)的概率抽樣方法不適合該類人群。目前國內對女性性工作者研究大都采用方便抽樣，如目標抽樣、以機構為基礎的抽樣和時間地點定位抽樣等。這些抽樣方法所抽取的樣本不能代表目標人群總體，其研究結果外推時會受到限制。如何有效地招募女性性工作者人群并提高樣本的代表性是研究者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同伴推動抽樣方法，方法源于鏈式推舉，是近年來發(fā)展起

9、來的一種近似概率抽樣的鏈式推舉抽樣。該方法不是由研究者從某抽樣框架中抽取研究對象，而是由研究對象從其社會關系網(wǎng)絡中限額推舉其同伴參加調查，通過研究對象連續(xù)不斷地推舉組成樣本。其優(yōu)點是：1)樣本代表性強。2)抽樣效率高。同伴推動抽樣法是一種針對難以接近人群和隱蔽人群的抽樣方法，在國外已經(jīng)成功地將其運用在男男性接觸者、男性雙性戀者、注射吸毒和女性性工作者等人群中，在國內同伴推動抽樣法方法也成功應用在男男性接觸者隱蔽人群中，并取得了一些經(jīng)驗。

10、本研究采用同伴推動抽樣法方法調查女性性工作者，以期獲得一個能夠代表女性性工作者總體的樣本。
　　 研究目的:
　　 1.利用重復調查和數(shù)量特征敏感問題的隨機應答技術等對調查問卷進行信度評價，探討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應用調查問卷的方法獲取資料的可靠性及影響因素；
　　 2.應用同伴推動抽樣法招募女性性工作者，從理論及實踐上探索同伴推動抽樣法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的適用性：
　　 3.了解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社會

11、人口學特征、及其艾滋病/性病感染狀況；
　　 4.探討與艾滋病/性病傳播相關的女性性工作者高危行為特征；
　　 5.選擇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作為理論基礎，建立適合我國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高危行為干預理論模型，分析女性性工作者人群高危行為發(fā)生的影響因素及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機制，為該人群艾滋病高危行為干預提供理論指導。
　　 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從事性服務的女性性工作者，嚴格定義指與不特定的男人

12、性交以獲得報酬的人。滿足以下條件：1)調查前3個月生活在濟南市；2)在調查前30天內發(fā)生過以性換錢的行為；3)年齡在16歲及以上且調查時沒喝酒；4)持有一張有效聯(lián)系卡。
　　 2.抽樣方法:應用同伴推動抽樣法方法，招募一定數(shù)量的女性性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招募過程由最初選擇的4個“種子”開始，發(fā)給每個種子3張聯(lián)系卡，由種子介紹其同伴參加研究，被介紹的人得到3張聯(lián)系卡，又繼續(xù)介紹別人，以此方式使得推舉鏈不斷延長，直到達到預期樣本量，招

13、募過程中采用雙重激勵措施。
　　 3.調查內容:主要調查研究對象的一般人口學資料、同伴推動抽樣法相關內容、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各個組分包含的指標等；采集血液進行艾滋病病毒和梅毒抗體等檢測；在自愿的原則上對女性性工作者進行婦科體檢，并對宮頸和陰道分泌物進行檢測；對調查問卷的重測信度、Chronbach’sα信度系數(shù)及和諧信度進行評價，驗證調查問卷的可靠性。
　　 4.資料分析方法運用Epidata3.1建立數(shù)據(jù)庫，Ne

14、tDraw軟件繪制招募網(wǎng)絡分布圖，應用RDSAT軟件檢驗樣本構成是否趨于平衡、估計總體構成以及通過比較樣本構成和估計的總體構成檢驗樣本代表性等；SPSS11.5軟件進行資料的整理分析；應用LISERL軟件對假設的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進行檢驗評價等。
　　 研究結果:
　　 1.在重復測量的問題中，絕大部分問題的重測信度較高(r≥0.4)；一敏感問題的和諧信度較高(r=0.42)；Chronbanch’sα信度系數(shù)大部

15、分大于0.7。
　　 2.共調查427名女性性工作者，招募過程最初選取4個種子，4個種子均將招募鏈延長下去，招募鏈每延長一級稱為一“波”，最長的招募鏈為21波。年齡、民族、文化程度、戶口所在地與婚姻狀況五個人口學特征分別在11～18波后達到平衡。年齡、民族、文化程度、戶口所在地與婚姻狀況五個特征各組的P值均大于0.05，無統(tǒng)計學意義，樣本代表性較強。
　　 3.在調查的女性性工作者中年齡最小為17歲，年齡最大為53歲，平

16、均年齡為29.6±7.4，26歲及以上占66.7％，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外省戶籍人口占半數(shù)以上，農(nóng)業(yè)戶口占59.3％，近半數(shù)以上女性性工作者有子女。在所調查的女性性工作者中，40.5％來自于夜總會/卡拉OK/酒吧/歌舞廳，洗腳屋/發(fā)廊/路邊店/站樁占13.2％，其它(家政服務6人、婚姻介紹所4人、網(wǎng)絡4人、兼職3人、朋友介紹3人、在家4人。)占5.6％。中/高層次女性性工作者年齡普遍小于低層次的，而文化程度普遍高于低層次女性性工作者。

17、r>　　 4.女性性工作者人群艾滋病/性病認知水平較低，23個艾滋病知識平均答對問題個數(shù)為12.2±4.5，39.6％知曉13個以上的艾滋病知識，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知識得分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女性性工作者獲得艾滋病知識的途徑主要是大眾傳媒，75.4％通過電視、41.0％通過報刊/雜志獲得艾滋病知識；極少數(shù)通過醫(yī)療預防服務機構。
　　 5.該人群首次性行為年齡13～28歲，平均年齡20.2±2.5歲；首次商業(yè)性性行為

18、年齡13～40歲，平均年齡25.6±6.5歲；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時間1～228月(19年)，平均37.0±40.2月，接近半數(shù)以上的女性性工作者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超過2年。最近一周商業(yè)性性行為次數(shù)為0～70次，平均次數(shù)4.5±8.4次；最近一月商業(yè)性性行為次數(shù)為1～260次，平均次數(shù)14.3±25.1次。低層次的女性性工作者與中/高層次的相比，從業(yè)時間更長，最近一周和一月商業(yè)性性行為次數(shù)較多。
　　 6.在最近一月商業(yè)性性行為中，發(fā)

19、生陰道性交時47.1％的女性性工作者能夠100％使用安全套，安全套平均使用率為85.1％；發(fā)生口交時48.7％能夠100％使用安全套；發(fā)生肛交時52.2％能夠100％使用安全套。不同層次和婚姻狀況的女性性工作者在商業(yè)性性行為中發(fā)生陰道性交時安全套使用率之間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不同的最近一月商業(yè)性性行為次數(shù)、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的時間、首次性行為年齡的女性性工作者在商業(yè)性性行為中發(fā)生陰道性交時安全套使用率之間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53.4％的女性

20、性工作者有非付費臨時性伴，81.5％有固定性伴，48.0％同時擁有非付費臨時性伴和固定性伴。性伴構成越復雜的女性性工作者在商業(yè)性性行為中陰道性交時安全套的使用率越低，同時擁有非付費臨時性伴和固定性伴的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最低。有非付費臨時性伴的女性性工作者在與商業(yè)性性伴、非付費臨時性伴發(fā)生性行為時，安全套使用率之間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有固定性伴的女性性工作者在與商業(yè)性性伴、固定性伴發(fā)生性行為時，安全套使用率之間的差異同樣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1、。
　　 7.79.9％的女性性工作者有飲酒行為，12.6％使用過毒品。33.3％有吸毒行為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最近一個月內發(fā)生商業(yè)性性行為時能夠100％使用安全套，而無吸毒行為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最近一個月內發(fā)生商業(yè)性性行為時能夠100％使用安全套的占49.9％。35.5％吸毒的女性性工作者年齡在30歲以上，半數(shù)戶口所在地為外省，88.9％為中/高層次的女性性工作者。
　　 8.89.7％的女性性工作者曾懷過孕，近80.0％有

22、流產(chǎn)史，23.1％流產(chǎn)在3次及以上。63.9％在最近一年中出現(xiàn)過一種及以上性病/婦科疾病相關癥狀，在最近一年做過婦科檢查的女性性工作者中77.7％患有婦科疾病。47.8％為了預防性病定期打消炎針或吃消炎藥。在患性病后有77.6％能夠到正規(guī)的醫(yī)院或者是性病?？崎T診就醫(yī)，但仍有12.6％去藥店自己買藥。
　　 9.在427位女性性工作者中，4.2％乙肝表面抗原呈陽性，梅毒感染率為6.3％。在121位自愿參加婦科體檢的女性性工作者中，

23、霉菌感染率為8.3％，衣原體感染率為6.6％。63.0％感染梅毒的女性性工作者年齡在30歲以上，81.5％感染梅毒的女性性工作者為外省人群，51.9％感染梅毒的女性性工作者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超過2年以上。不同的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戶口所在地之間梅毒感染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
　　 10.在傳統(tǒng)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的最終模型中，信息和動機能夠解釋行為技巧22.0％總變異；信息、動機和行為技巧解釋預防行為總變異43.0％。信息

24、和動機均可通過行為技巧影響預防行為，信息對預防行為無直接效應，動機對預防行為直接和間接效應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動機對預防行為的效應稍大于信息的效應。
　　 11.發(fā)展的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的初始模型模型和最終模型擬合程度評價指標均在可接受范圍之內，最終模型能夠解釋預防行為、健康行為及安全套使用技巧、自我效能總變異的38.0％、57.0％和43.0％。在最終模型中，預防行為的影響因素包括社會參照對象支持、安全套使用經(jīng)驗及態(tài)度、健康

25、行為及安全套使用技巧和自我效能。健康行為及安全套使用技巧影響因素包括信息、危險感知和社會參照對象支持；自我效能影響因素包括信息、依從動機、社會參照對象的支持和藥物濫用狀況；藥物濫用狀況、信息和社會參照對象支持還可通過健康行為及安全套使用技巧和自我效能間接影響預防行為。
　　 結論:
　　 1.通過該調查問卷的重測信度、Chronbach’sα信度系數(shù)和和諧信度的結果可知本次調查可靠性較好，能夠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獲得大量

26、敏感問題較為真實的數(shù)據(jù)，但并不排除有些敏感問題存在低報或高報的現(xiàn)象。
　　 2.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運用同伴推動抽樣法方法是可行和有效的，但是實際操作過程有待豐富和完善，在今后研究中應探索一種適合國情、完善、高效的操作程序，以獲得更具代表性的樣本。
　　 3.女性性工作者人群在地域之間的流動性減弱，工作場所之間流動頻繁。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性病知識水平較低，在該人群中存在一些錯誤艾滋病/性病預防觀念及知識和行為相分離的

27、現(xiàn)象。在今后干預中應加大對女性性工作者健康教育工作，改進工作形式以提高服務項目的利用率。
　　 4.未婚、低層次、首次性行為小于18歲、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超過兩年、有非付費臨時性伴和固定性伴的女性性工作者在最近一個月商業(yè)性性行為中安全套使用率較低。女性性工作者與非付費臨時性伴和固定性伴發(fā)生性行為時安全套使用率較低，女性性工作者的性伴構成越復雜安全套使用率越低。在今后干預工作應讓她們充分認識到自身的“橋梁”作用，提高她們維護他人健康

28、的責任感。
　　 5.低層次女性性工作者性病癥狀知曉率較低、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的時間較長，最近一個月商業(yè)性性行為次數(shù)多于高層次的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較低。此類人群應為今后干預工作的重點。
　　 6.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普遍存在飲酒、吸煙不健康行為，吸毒的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明顯低于不使用毒品的女性性工作者；且從事商業(yè)性性行為時間長于不吸毒女性性工作者。
　　 7.傳統(tǒng)的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和發(fā)展的信息

29、-動機-行為技巧模型均能夠有效預測女性性工作者高危行為。信息通過健康行為和安全套使用技巧及自我效能對預防行為的間接效應有統(tǒng)計學意義，這提示在對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高危行為干預中，加強艾滋病知識方面教育是必要的，同時應給予行為技巧和預防動機的干預。
　　 8.證實了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社會參照對象支持和依從動機在信息-動機-行為技巧模型中的作用，提高社會參照對象對使用安全套的支持程度可能是提高女性性工作者人群安全套使用率的重要策略之

30、一。
　　 9.結果表明具有較高危險感知的女性性工作者能更易于進行健康行為，對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干預應加強風險意識教育，增強她們對感染艾滋病的危險和不安全性行為的認知。
　　 10.自我效能和健康行為與安全套使用技巧對研究人群的安全套使用起重要作用。提示在今后干預中應重視女性性工作者自我效能地提升，增強她們安全套使用的協(xié)商技巧和說服能力，樹立女性性工作者健康行為的觀念，自覺定期進行婦科體檢和艾滋病病毒/性病檢測。

31、　　 11.研究結果表明藥物濫用對安全套使用間接效應有統(tǒng)計學意義，較低藥物濫用水平的女性性工作者有著較積極的安全套使用經(jīng)歷和態(tài)度。這提示在艾滋病高危行為干預中應提高該人群預防藥物濫用的意識。
　　 意義和創(chuàng)新:
　　 1.利用多種方法評價問卷的信度，探討了相關的影響因素，為以后提高該人群的調查問卷的信度提供科學依據(jù)；
　　 2.應用同伴推動抽樣法招募女性性工作者，樣本具有較強代表性。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了該抽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