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期山東鄉(xiāng)村互助研究.pdf

1、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民互助合作的形態(tài)處于新舊交替的時期，它既保留著舊式互助的基本特征，又受到新型合作形式的沖擊和影響，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準備階段?；凇皻v史是一個不斷的過程”的治史觀念，我們要深入研究農業(yè)合作化問題，就不應該淡忘這段歷史。因此，本文以20世紀上半葉山東農民的互助合作為切入點，試圖從中觀察到近代農民在互助合作過程中的基本性格特征，并對農民合作形式的演變過程進行梳理和理論上的反思，以

2、揭示出影響農民走向集體化的制約因素。
　　 近代山東農村的“封閉性”影響著農民在互助合作過程中的“結合力”。農民在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結成了分散的互助組合，在這種互助組合的內部，農戶之間的“結合力”較強;而在對外時互助組合則表現出較強的排他性，為獲取村內的公共資源，互助組合內的農戶會團結一致與組合外的村民展開爭奪。從村落的層面來看，近代山東大多數村落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適宜農業(yè)發(fā)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在此基礎上，村落中的人際關系能夠長久地保持

3、和諧穩(wěn)定的狀態(tài)。而自然災害的侵襲則激發(fā)了村民的集體防御意識，如山東大部分村落的分布、村民居住的格局以及圍墻等公共設施的建立，都與村落的集體安全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集體防御意識的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村民“村落共同體”意識構建。傳統(tǒng)村落并不是絕對封閉的，農民還需通過村外的交往獲得自己需要的資源，但大多數農民都走不出狹隘的地域界限，他們的對外交往一般不會超過基層市場的范圍?？傮w而言，山東農村社會的封閉性特征，有助于農民之間建立穩(wěn)固的人際關系

4、;同時在相對封閉的社會環(huán)境下，農民獲得社會資源的范圍相當有限，為在有限的范圍內獲得較多的社會資源，與他人展開互助合作便成為許多農民的選擇。
　　 在互助過程中，農戶之間“結合力”的大小也受到社會關系的制約。20世紀上半葉，在山東農村中，宗族對農民舊式互助合作的規(guī)定最具明確性和約束力，很多地方都有“同族在土地買賣中具有優(yōu)先權”、“遇有婚喪儀式，同族之人必須參加”等等規(guī)定。不過，近代山東大部分村落的家族勢力不強，宗族組織松散，親緣認

5、同觀念有淡化的趨勢，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立在親緣關系對農民互助活動的影響，而地域關系在農民互助中的重要性卻逐漸凸現出來。除此之外，在農民互助合作中，因業(yè)緣而生的各種后天性私人關系也是十分重要關系資源。
　　 從互助的主體來看，吸引農民進行互助合作的“結合力”主要是農民現實的需要或利益。20世紀上半葉，山東農民的互助合作是在鄉(xiāng)村社會的動蕩和貧困中開展的。除了耕地不足、農業(yè)生產力水平低下、天災人禍、婚喪陋俗等村落內的制約因素之外

6、，政府對農村的掠奪、土匪對鄉(xiāng)村社會的劫掠式破壞以及商業(yè)資本和城市對鄉(xiāng)村的掠奪都加重了農民的貧困。在缺少基本的公共設施和社會保障機制的情況下，作為一種在鄉(xiāng)村社會關系網絡中推進的小規(guī)模社會保障，農民之間開展的互助合作就顯得尤為必要了。
　　 對互助中“結合力”探討，在邏輯上衍生了本文對農民互助自主性的關注。山東農村舊有的互助形式主要包括婚喪禮儀性互助、農業(yè)生產性互助、資金融通性互助、安全防御性互助等。這些互助都是農民“生態(tài)理性”的產

7、物，反映了傳統(tǒng)農村社會人際關系的“差序格局”，同時其中也普遍存在著“按階層劃分的縱向界限”。在互助過程中，在民間懲罰機制的威懾下，農民須遵守“互惠原則”以及其它與互助相關的傳統(tǒng)規(guī)定，同時其互助行為受經濟理性和道德情感的共同支配。
　　 在考察農民舊式互助合作的“交流”時，本文的興趣集中在互助的主體、互助的程序、互助中特殊的訊號和途徑等問題上。近代山東大部分地區(qū)土地占有相對分散，村落社區(qū)社會分化程度不高，這種情況制約了農民階級覺悟

8、的萌發(fā)，即使在土地占有相對集中的地區(qū)，“農民日常道德觀也與階級話語有著巨大的差別”，因而，農民更傾向于以日常生活的邏輯或經驗為基礎來開展互助活動。關于農民每一次具體互助的流程，我們可以以農業(yè)生產性互助為例進行說明。在農民舊式的農業(yè)生產互助中，財富、誠信、聲望、現實需求以及社會關系（主要是血緣、地緣關系）是互助關系建立前農民需要考慮的幾大要素，互助關系建立之后，互助的發(fā)展分為兩個路徑，一是以富人為主導的異質互助，互助的過程存在著一定的剝削

9、性，如換工;一是建立在經濟條件相當基礎上的同質互助，如搭套、合具等。在山東地區(qū)，這兩種類型的互助都普遍地存在著，各階層農戶按照自己的需求會理性地選擇不同的互助方式。而需求的滿足、關系的破裂或是交易時不公平的程度超過了一定的范圍都會引發(fā)互助關系的終結。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戰(zhàn)爭、災荒和經濟危機的交迫下，山東農業(yè)經濟破敗不堪，農村的牲畜、農具、人口大幅度減少，租稅、高利貸等封建剝削卻更加沉重?；ブ寝r民解決生產、生活困難的手

10、段之一，但農民之間自發(fā)的互助效力有限，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經濟的狀況。為拯救農村危機，國民政府和一些民間團體發(fā)起了一場農村合作運動。山東國統(tǒng)區(qū)的農村合作運動基本上屬于一種由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國民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合作法規(guī)的制定、合作指導機構的設置以及對合作組織在經濟政策上的扶植，將西方的合作社組織引入到了山東農村，在一定程度上轉變了農民互助合作的模式，提高了他們互助合作的經濟效益，有利于他們合作意識的形成。但在推動農民從個體經

11、營向集體生產轉變的過程中，這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存在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在推行新型合作組織的過程中，國民政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徹底地變革農村的生產關系，因而其領導的農村合作運動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小農農業(yè)經營的分散狀態(tài)，促進農業(yè)生產力的發(fā)展。其次，合作運動是國民政府單純用政治力量來推動的，這就使合作社的建立更多地考慮了政府的意愿和制度偏好，容易忽視農民對新型合作互助組織的接受程度和切身利益，從而大大降低了合作社在農村的普

12、及程度和影響程度。再次，合作組織的發(fā)展，過分依賴于政府的扶植，缺乏自我發(fā)展的能力，再加上受戰(zhàn)爭和社會經濟衰退的影響，國民政府扶植合作社的能力有限，這就極大限制了山東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
　　 20世紀40年代，中共在山東領導的農民互助合作運動具有解放生產力和改造社會關系的雙重意義，從這一點來看，減租減息、反奸清算、土地改革與農民的互助合作實踐有著割不斷的歷史聯系，它們共同組成了山東農村集體化初級階段的歷史。在這個歷史階段中，中共一

13、邊用革命手段開辟農村社會平均化的局面，一邊用互助合作來維系革命的成果。中共對農民合作組織改造的思路是以誘致性制度變遷方式為主，即尊重農民的互助習慣和自愿結合，盡量避免對互助組織內部事務的過多干涉，從而使農民能夠充分地發(fā)揮自己的能動性和想象力，對舊式互助組織進行改造。在這一過程中，新型的互助組織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村落社會地方性制度和社會關系的制約。隨著互助組織的發(fā)展，農村的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互助互濟的社會氛圍越來越濃，農民的集體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