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境下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解讀——基于裁判者的視角.pdf

1、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并施行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解釋），其中，第109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于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于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目前，關于民訴解釋第109條的爭論尚無定論。不過，理論上沒有定論，從不影響實踐中的適用。
　　筆者主審的一起案件，一審、二審分別適用民訴法解釋第

2、109條和民訴法解釋第108條,經歷了駁回訴請、部分支持訴請、發(fā)回重審又進入一審、二審的起伏。目前，二審正在審理中。筆者認為，如果不深入了解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那么，面對原本撲朔迷離的客觀事實和總是影影綽綽的法律真實時，在何種情境下如何適用民訴解釋第109條，對每個裁判者來說，都將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因此，有必要立足于司法實踐，就民事訴訟中適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情況做一番研究。
　　本文主要運用個案分析、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以及比

3、較分析的方法。本文對民訴解釋第109條適用前后的部分法院的判例作了一個抽樣分析，也將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與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進行了比較，還將國內外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有關情況進行了橫向對比。本文注重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研究實然狀態(tài)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中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與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之間的關系，力求結合一線法官的庭審親歷性經驗和認知展開較為全面、深入的分析。
　　本文對個案的案情和法律適用的過程進行

4、了詳細的介紹，也提出了實踐中產生的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是絕對標準還是相對標準、如何界定欺詐、脅迫、惡意串通、口頭遺囑、贈與等五類事實、適用后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會如何等疑惑。然后，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的高級搜索菜單中選擇“理由”并輸入“排除合理懷疑”后，筆者發(fā)現(xiàn)在民訴解釋2014年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之前，各地法院制作的裁判文書的理由部分出現(xiàn)“排除合理懷疑”內容的文書數(shù)量極少、占比很低，但自2015年民訴解釋正式施行后，“排除合理懷疑”的

5、出現(xiàn)頻率快速直線上升。此外，作為民訴解釋的起草者和頒布者，最高法院制作的裁判文書的理由部分涉及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文書占比遠遠高于其他法院。而西藏自治區(qū)法院對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適用問題以“忽略”的方式保持沉默。72.73％的法院對在理由部分論述排除合理懷疑標準持謹慎態(tài)度，36.36％的法院相當謹慎。之后，又隨機抽取其中的30份文書進行分析。經抽樣分析，相對二審和再審法院的法官來說，一審法官對在裁判文書理由部分評述排除合理懷疑持更加謹慎的態(tài)

6、度。此外，民訴解釋第109條在民事審判實踐中的適用率低，且多為隱性適用，突破、擴大甚至顛倒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情形體現(xiàn)出實踐適用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法官對排除合理懷疑與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之間關系的理解與民訴解釋意圖構建的三級證明標準體系存在一定偏差，法官適用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尺度無法統(tǒng)一等等，這四方面問題在實踐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本文認為，合理懷疑是指居于中立地位的人經過嚴謹?shù)姆治龊蜕髦氐乃伎忌踔烈欢ǖ恼{查，基于抗辯而引發(fā)

7、的有理由的懷疑。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可以初步定義為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必須證明其所主張的事實存在的可能性極高，足以排除合理懷疑。民事訴訟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適用的事實范圍應當修正為準刑事和涉及身份關系認定的事實。排除合理懷疑應當與高度可能性、有存在可能（有理由相信）一起由高到低作為三個檔次，共同構建成一個多元化、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事訴訟證明標準體系。為推動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在民事訴訟中的實踐應用和理論研究，還應當盡快修正排除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