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與詩壇新變

1、<p>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與詩壇新變</p><p>　　〔摘要〕 南宋中后期，在科舉、經(jīng)濟等外部因素綜合影響下，士人入仕途徑變得異常擁塞，士人觀念因之改變。士與工商等其他群體廣泛交融，中下層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階層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對南宋詩壇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游士、隱士詩人成為一股重要力量。他們散布于兩浙、閩、贛等地區(qū)，游離于政體之外或政體邊緣，使詩壇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左右下

2、，其詩作呈現(xiàn)出率直清輕的特點，推動“宋調(diào)”進一步演變。 </p><p>　　〔關(guān)鍵詞〕 士人分化；南宋詩歌；江湖詩人；游士；隱士 </p><p>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3）03-0195-05 </p><p>　　“士”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精英階層，是參與國家管理和文明傳承的特殊人群。南宋中期以后，

3、數(shù)量龐大的中下層士人成為士的主要構(gòu)成。他們逐漸由社會的中心走向邊緣，從中央走向地方，從而游離于政治，活躍于“江湖”，士人群體發(fā)生深刻分化。①伴隨士人分化出現(xiàn)的游士、隱士詩人成為此期詩壇的重要主體，其詩學(xué)活動改變了宋詩的風貌。從士人分化這一角度考察南宋中后期詩壇，可從文化層面把握推動此期詩學(xué)演變的內(nèi)在動因。 </p><p>　　一、仕途擁塞引發(fā)士人的價值觀新變 </p><p>　　宋代是

4、一個成熟的科舉社會，科舉是宋人入仕的主要途徑，所謂“朝廷取士舍科舉之外無他法，士子進身舍科舉之外無他涂”?！?〕宋代龐大的士人群體，某種角度說正是科舉制度所催生的。然而這一制度在南宋中期以后卻出現(xiàn)了嚴重問題，鎖院、糊名、謄錄等規(guī)制形同虛設(shè)，各種舞弊行為迅速蔓延，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這引起當時官員的極大關(guān)注，《宋會要輯稿·選舉》中保存了大量揭露科舉弊病的奏疏，南宋人的文集中也有眾多涉及這一問題的史料?？婆e制度的腐壞使士人失去了公

5、平競爭的機會，也失去了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醇厚學(xué)子很難脫穎而出，以至“遠方孤寒，至有通榜無名者”〔2〕。時人對通身腐壞的科舉制度表達了強烈不滿，認為“奪精失營者，莫科舉之為累”〔3〕，有人則高呼取消科舉重新實行薦舉制。 </p><p>　　從理論上說，科舉對所有士人都是開放的、平等的，但實際上，能否參加科舉、能否中第受諸多外在因素的限制。其中是否有雄厚經(jīng)濟實力做后盾，便是普遍性的制約因素。南宋大儒真德秀因為家貧

6、籌集不到足夠的費用，所以第一次趕考時“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第二次趕考時得到民間互助組織“過省會”及親友的饋贈，才“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試，遂中選焉”?！?〕雖然沒有明說經(jīng)濟上的拮據(jù)影響了科舉“成績”，但其言外之意顯然包含了這層意思。參加科舉需要一定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中第之后的各種應(yīng)酬開支更是巨大。李昴英寶慶二年（1226）中第后接連寫了五通家書，除第一封專為報喜外，其余四封說的主要事項便是在京的各種應(yīng)酬及其花費，其

7、《第二家書》中所涉及的開支名目竟達13項之多?！?〕以至他所帶的盤纏不能應(yīng)付，不得不向人借錢?？梢韵胍姡?jīng)濟方面的原因在當時限制了相當數(shù)量的士人，使他們的入仕之路更加曲折。 </p><p>　　入仕途徑的異常擁塞，引發(fā)文士觀念悄然改變。傳統(tǒng)士人多強調(diào)對道義的秉持，羞于言利，恥于為商、為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的人生信條，然而這種觀念南宋中期以后卻加速裂變。士人不再將入仕為官作為唯一人生準則，在他們看來

8、凡是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都可心安理得地接受。士人觀念上的新變在袁采《袁氏世范》中體現(xiàn)得集中且明顯，此書為“家訓(xùn)”類著作，著述目的是教育子女如何為人處世以便使家族興旺，因而書中所論不是即興而發(fā)的隨意說教，而是深思熟慮后的思想觀念。其卷中云： </p><p>　　士大夫之子弟，茍無仕祿可守，無常產(chǎn)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資，莫如為儒。其才質(zhì)之美能習(xí)進士業(yè)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xí)進士業(yè)

9、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箋簡之役；次可以習(xí)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醫(yī)卜、星相、農(nóng)圃、商賈、伎術(shù)，凡可以養(yǎng)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 </p><p>　　袁采為士大夫（即官員）子弟指出了多種立身門徑。傳統(tǒng)士人讀書目的在于通過掌握“道”而實現(xiàn)其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也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袁采這里說的只有“能習(xí)進士業(yè)者”才符合這一要求，而“不能習(xí)進士業(yè)者”則失去了士的政治品格和思想品格，與傳統(tǒng)士人的

10、價值觀已有不同。而更具突破性的思想是：如果不能讀書為“儒”，“則醫(yī)卜、星相、農(nóng)圃、商賈、伎術(shù)”皆可作為“士大夫之子弟”的選擇。也就是說，凡是可以養(yǎng)家糊口的事業(yè)士大夫子弟均可為之，士人可以從事農(nóng)、工、商、藝人之業(yè)，反之，這些人也可以成為士?！对鲜婪丁烦蓵螅谏鐣系玫綇V泛傳播，發(fā)揮了實際影響。姚勉《孺人墓志銘》記其同年程澥的妻子譚氏“誦《袁氏世范》甚習(xí)”〔7〕；胡次焱在與人議論有關(guān)“過房”的問題時，《袁氏世范》中的觀點也作為重要論據(jù)

11、而被引用。〔8〕由此可見，《袁氏世范》中的觀念得到了南宋中后期士人的廣泛認可，其所代表的是一種普遍的思想，是對當時士人生活的總結(jié)與指導(dǎo)。觀念的新變在當時學(xué)者大儒身上也有表現(xiàn)。陸九淵的重要弟子楊簡，在富陽為官時援引“商人肥家”子弟入學(xué)，以至“文理稍稍即收之”，引導(dǎo)這些工商之人成為習(xí)文傳道之士。〔9〕這些由工商入</p><p>　　這種觀念新變對士人群體的影響，時人即已敏銳發(fā)覺。歐陽守道《回包宏齋書》說： <

12、/p><p>　　大率士列四民之上。而古之士由農(nóng)出，農(nóng)之氣習(xí)淳良。后之士雜出于工、商、異類矣。又降而下，有出于吏胥、游末矣。名則士也，氣習(xí)則士而工、士而商、士而異類、士而吏胥、士而游末也。人品既卑陋而不可移，氣習(xí)又熏蒸而不可滌，而充塞人間，謂之多士，亦何以責學(xué)術(shù)于此等輩哉！〔10〕 　　“學(xué)術(shù)”即“道術(shù)”，“亦何以責學(xué)術(shù)于此等輩”即不能將傳道的責任寄希望于此輩。歐陽氏對士人群體的這一變化是極為悲觀的，但這卻是歷史發(fā)

13、展的一種必然。清代沈垚在《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落帆樓文集》卷24）中有一段與歐陽氏相近的議論，他說：“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边@段文字為治史者多所征引，然從歐陽守道這篇書信可知，中國士人的這種變化在南宋時即已凸顯并為人所覺察。 </p><p>　　二、士人階層分化帶來詩壇結(jié)構(gòu)變動 </p><p>　　古人一般將社

14、會階層分為士、農(nóng)、工、商四類，但南宋中期以后這種四分法已不能準確反映當時的階層狀況。淳祐四年（1244），陽枋“分教廣安”〔11〕，時值廣安大旱，他作《廣安旱代趙守榜文》。陽枋在此文中將當時的社會階層分為九類，包括士大夫、胥吏、士、農(nóng)、工、商、游手、軍、釋道，對他們的各自職分均有界定?！?2〕由榜文可知，士大夫是指地方官府中的官員，也是科舉出身或蔭補入仕的士；吏胥的來源當是未能中第的地方士人，他們占有一定的行政資源，又有著豐富的地方“人

15、脈”，多世故老辣，與知識傳播往往格格不入，為正統(tǒng)士人所鄙視；士則是飽讀詩書之人，他們或正在科舉的獨木橋上努力，爭取成為“士大夫”，或已在科場敗下陣來，成為地方上的知識人，他們在地方雖然沒有行政方面的權(quán)力，卻有教化民風的責任。榜文告誡士人“毋盤游，毋逸樂，毋言堯舜而行市人，毋外衣冠而中木石”?！拔惚P游”說明士人有游的風氣，表明他們與游士、游手、游末關(guān)系密切；“毋言堯舜而行市人，毋外衣冠而中木石”說明士人之中存在價值觀念破裂的情況，也即上文

16、所說的士人觀念發(fā)生變化?！鞍裎摹笔蔷哂幸欢ǚ尚ЯΦ墓?，陽枋在榜文中對社會各成員的分類，應(yīng)當說代表了一種官</p><p>　　士人身份的多樣化和士人群體的層級化，對南宋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大批士人疏離政治，導(dǎo)致士人群體呈現(xiàn)出從中央到地方的流動態(tài)勢。杜範在《車隘軒閑居錄序》中針對其家鄉(xiāng)浙江黃巖的士人群體總結(jié)說：“俊秀能文之士”能夠博得功名者“百不一二”，大部分只能“陸沉約處，首白衣褐”?！?3〕這些寒士中的一部

17、分涌入“江湖”，過著四處奔波的游士生活。還有一部分則“閉門挾策，隱幾著書，矻矻窮年”，選擇了隱居耕讀的生活。杜範指出的這一文化現(xiàn)象，絕不限于黃巖一地，而是南宋中后期的普遍問題。由此形成南宋中后期相對穩(wěn)定的游士詩人群體與隱士詩人群體，他們?nèi)绶毙且话泓c綴東南一隅，深刻影響了南宋的文化風氣和文化格局，南宋詩壇結(jié)構(gòu)因之發(fā)生變動。 </p><p>　　何夢桂《清溪吟課序》說：“士非阨于山林，逸于湖海，與夫失志于朝廷之上，

18、而竄逐遐荒者，不暇于詩?！薄?4〕阨于山林、逸于湖海之人，生活狀態(tài)非游即隱。竄逐遐荒之人，心境和活動也近于隱。其言論雖不免絕對，但反映了南宋中后期詩壇的一種實際狀況：詩壇人員構(gòu)成發(fā)生改變，游士詩人、隱士詩人成為重要主體，詩壇重心分散于地方。 </p><p>　　對于南宋中期以后的詩壇，人們習(xí)慣上關(guān)注的重點是江湖詩人，而江湖詩人的主體正是因士人分化而形成的游士?？疾煊问吭娙说纳浇?jīng)歷，可概括為兩種模式，一是：少有

19、大志——蹭蹬科場——絕意仕進——游歷江湖——寂寞終身。如，劉過“少有志節(jié)，以功業(yè)自許，博學(xué)經(jīng)史百氏之文，通古今治亂之略”〔15〕，然而多次應(yīng)舉無果，感嘆“科名付諸公，老矣吾歸休”（《歸耕》）。二是：少有大志——幸而入仕——沉浮下僚——出入江湖——寂寞終身。如葉茵入仕后“十年不調(diào)”（《參選有感》），最后“不慕榮利，蕭散自放”，成為“江湖間詩人”?！?6〕這兩種模式正是士人分化在個體命運上的呈現(xiàn)。這些游士詩人雖小有名氣，但難稱大家，人們對其

20、文學(xué)價值的評價也不高。然而他們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化力量，一種士與工、商等其他社會階層相交融的文化趨向。江湖詩歌的平民意識、個人化情趣，都是這種文化趨向的表露。 </p><p>　　相對于游士詩人，人們對南宋中后期的隱士詩人極其缺乏認識。隱士群體同游士群體一樣，都是士人加劇分化的產(chǎn)物，是南宋中后期詩壇的重要構(gòu)成。隱士雖然屏跡鄉(xiāng)間、山林，但他們的文化活動并沒有停止，往往主導(dǎo)著地方上的文化事務(wù)，這也是南宋隱士群體的顯著

21、特征。退隱地方的士人之間多有頻繁的詩學(xué)交往，進而形成小型詩人群體，這在兩浙、閩、贛地區(qū)尤為普遍。像永嘉薛師石，他“終身隱約，不求人知”，王綽《薛瓜廬墓志銘》指出在薛氏周圍有十余位同樣鄉(xiāng)居的詩人，他們之間相互唱和、形成一個群體，使“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7〕又如，福建邵武以嚴羽、嚴仁、嚴參為主，“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庵、吳半山、黃則山”為羽翼，也形成了一個隱士詩人群體，在他們的活動下閩中地區(qū)唐風盛傳。〔18〕再如，以王汶為中心

22、的黃巖“三王”，也是這種隱士詩人群體?！?9〕這些地方性隱士詩人群落，其影響多限于地方，沒有發(fā)展成引領(lǐng)時代風氣的洪流。然而他們的大量涌現(xiàn)，極大地豐富和繁榮了南宋詩壇，使詩壇的重心分散于地方，增加了詩學(xué)活動的廣度和密度。 </p><p>　　游士詩人與隱士詩人作為群體始終占據(jù)南宋中后期詩壇的重要陣地，然而作為個體，卻表現(xiàn)出流動性與交互性。在經(jīng)濟原因、求名欲望、家庭觀念、江湖多舛等因素的影響下，作為個體的游士詩人或

23、隱士詩人其身份往往發(fā)生轉(zhuǎn)變，或厭倦江湖歸隱地方，或步入江湖變身游士，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這種身份上的轉(zhuǎn)換，活躍了中下層社會的詩學(xué)，增強了游士、隱士詩人的詩壇主體地位，也使詩學(xué)重心進一步分散于地方。 　　三、士人群體異動誘導(dǎo)“宋調(diào)”流變 </p><p>　　南宋中后期士人之加劇分化，促使游士、隱士群體成為詩壇重要力量，同時也推動了“宋調(diào)”的演變。楊載《詩法家數(shù)》將詩之“書事”概括為：“大而國事，小而家事、身

24、事、心事。”〔20〕游士、隱士詩人所思索的問題由國家社會收縮為個人家庭，其詩歌在國事上雖有所缺失，卻在家事、身事、心事上用力尤深。因之，詩歌風貌發(fā)生變化。 </p><p>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說：“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個人?！?〔21〕這是說宋詩具有一種生活的真實性，是詩人現(xiàn)實生活的藝術(shù)展現(xiàn)。不過，宋詩在不同發(fā)展階段所呈現(xiàn)出的這個“人”并不相同。東坡詩表現(xiàn)出的是一位倜儻的豪士，山谷詩

25、表現(xiàn)出的是一位深沉的文士，而南宋中后期游士、隱士作品表現(xiàn)出的則是普普通通的貧士。他們沒有蘇東坡的才情，缺少黃山谷的學(xué)力，多數(shù)人“足跡游歷不過數(shù)郡，無名山大川以豁蕩心胸。所與唱和者不過同官丞簿數(shù)人，相與怨老嗟卑。又鮮耆宿碩儒以開拓學(xué)識”，其詩歌也就“邊幅稍狹，比興稍淺”?！?2〕艱辛的生活，以及長期與中下層人民的接觸，使他們將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表現(xiàn)得尤為真實徹底。作品中的情感與平民更加貼近，與“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則很不同?！摆M之隱

26、者”〔23〕蕭澥寫有《寇中逃山》二首，記錄了逃難時的驚慌情景。他并不從大處著眼，也不議論匪寇發(fā)生的社會根源和影響，而是從自身感受落筆，寫逃難時的膽顫心驚。其中“心破膽寒無處著，風枝露葉亦驚疑”，“嬰孩底苦不解事，偏是怕時方始啼”兩聯(lián)寫得十分形象貼切。這類詩歌反映出的個人形象與宋元話本中描寫的人物十分接近，是文學(xué)“平民化”</p><p>　　游士、隱士詩歌的這種風韻可概括為“率直”，其突出表現(xiàn)是詩歌情感的愈加日常

27、化、平民化，詩歌語言的愈加通俗化、生活化。傳統(tǒng)士大夫詩學(xué)崇尚含蓄與比興寄托，對這種率直風格很難認同。故而，歷代評論家對此期宋詩多持批評態(tài)度，或目之為“酸餡”，或視之為“猥雜”。但這是游士、隱士詩人不同于傳統(tǒng)士大夫詩歌的獨特藝術(shù)樣式，將其置于詩歌發(fā)展史來看，有其積極的意義。 </p><p>　　除了率直之外，游士、隱士詩歌還有一種“輕清”的傾向。作為士人分化結(jié)果的游士、隱士詩人，他們的作品很少關(guān)注重大社會問題，而

28、熱衷于對一己之感和自然景物的詠唱，詩作內(nèi)容也就趨向單薄。詩歌中往往缺少“感慨”，而只有“吟詠”，風味或幽淡、或輕巧、或閑澹、或清潤，融會成“輕清”的總體特征。如薛師石詩歌多寫友情、閑情、幽情，曹豳《瓜廬集跋》說：“余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薄?4〕宋末韋安居《梅磵詩話》評論了多位游士、隱士的作品，他所使用的詞語如“不塵腐”、“有新意”、語意“灑落”、“語意清新”、“頗有意味”、“警策可喜”等

29、，均與輕清指向相同。翁方綱《石洲詩話》也對多位游士、隱士詩人有所評論，其措辭：“不俗”、“風致”、“清高”、“秀韻”等，也同樣指向“清”這一審美特征?？梢娗叭藢τ问俊㈦[士詩歌的這一風格傾向已有所認同。 </p><p>　　輕清風格的形成是此期士人主觀追求的結(jié)果。宋代詩學(xué)在審美上對“格”特別重視，“格”是宋代詩學(xué)“弘揚至大至剛、充實完善的人格力量”〔25〕的審美表現(xiàn)。但“格”這一標準至南宋中后期卻不再被人強調(diào)，“

30、清”則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重點。“清”是一個有著多種指向性的美學(xué)概念，它通常與其他詞語結(jié)合，形成新的美學(xué)范疇，如清健、清奇、清遠、清婉、清新、清麗等〔26〕。但游士、隱士詩人之“清”絕無清健、清奇這種指向。他們的“清”是將“格”中“氣”與“力”的成分滌除，進而加入“雅致”、“絕俗”等內(nèi)涵，更多地指向清潤、清婉、清新、清麗，典型表現(xiàn)便是“輕清”。這在劉克莊的詩論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如他為時人作的《王與義詩序》、《真仁夫詩卷序》、《王元度詩序》等序

31、文均標舉“詩貴輕清”的理論。 </p><p>　　詩學(xué)審美上的尚清還與此期中下層士人群體中流行的清高意識相表里。游士、隱士詩人多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窮困潦倒的生活，使他們在心理上對世俗世界產(chǎn)生了逆反，形成清高的群體性格。蘇泂有一首關(guān)于重陽節(jié)的詩，其題為“閑居復(fù)遇重九，悠然興懷，頗謂此節(jié)特宜于貧，蓋富貴者不知若是之清美也。因賦唐律呈同社”。認為重九是遷客騷人、貧寒雅士的節(jié)日，富貴之人難以體會到此節(jié)的“清美

32、”，這是對貧寒生活方式的被迫認同，也是對世俗世界的一種反撥。李濤《詩社中有赴補者》說：“有詩千首可成名，萬戶侯封亦可輕。自是高標凌富貴，肯隨余子逐恩榮。君游璧水甘芳餌，仆為銓衡上玉京。水鏡蘭坡各求第，詩盟似未十分清?！币驗樵娚缰杏腥藨?yīng)第求官，也即步入世俗，所以認為“詩盟似未十分清”。他們的理想是以“高標凌富貴”，而非“逐恩榮”，表現(xiàn)出貧寒之士的倨傲。游士、隱士詩人的這種清高意識與審美上的尚清理論相融合，共同促成詩作清輕之風格。 <

33、/p><p>　　率直輕清是士人群體加劇分化這一文化現(xiàn)象在創(chuàng)作風格上的映現(xiàn)，與當時理學(xué)詩人群的創(chuàng)作特點明顯不同，〔27〕從而形成風格上的對比與互補。游士、隱士的這一詩學(xué)傾向是南宋中后期宋調(diào)變衍的一種表征，構(gòu)成宋詩發(fā)展流程上的重要一環(huán)，同時也為元初詩學(xué)的建立和演變劃定了“基調(diào)”。 　　〔參考文獻〕 </p><p>　　〔1〕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4528. <

34、;/p><p>　　〔2〕 劉宰.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xué)補試札子〔A〕.漫塘集：卷13〔M〕.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3〕 劉辰翁.丁守廉墓志銘〔A〕.須溪集：卷7〔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4〕 真德秀.萬桂社規(guī)約序〔A〕.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M〕.四部叢刊本. </p><p>　　〔5〕

35、 李昴英.文溪集：卷20〔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6〕 袁采.袁氏世范：卷中〔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7〕 姚勉.譚氏孺人墓志銘〔A〕.雪坡集：卷50〔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8〕 胡次焱.論過房〔A〕.梅巖文集：卷5〔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36、　〔9〕 錢時.寶謨閣學(xué)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A〕.楊簡.慈湖遺書·“附錄”〔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0〕歐陽守道：回包宏齋書〔A〕.巽齋文集：卷5〔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1〕 陽少箕.紀年錄〔A〕.陽枋.字溪集：卷12〔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2〕 陽枋.廣安旱代趙守

37、榜文〔A〕.字溪集：卷9〔M〕.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3〕 杜範.車隘軒閑居錄序〔A〕.清獻集：卷16〔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4〕 何夢桂.清溪吟課序〔A〕.潛齋集：卷5〔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5〕 殷奎.昆山復(fù)劉改之先生墓事狀〔A〕.強齋集：卷3〔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38、;/p><p>　　〔16〕 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293〔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17〕 王綽.薛瓜廬墓志銘〔A〕.薛師石.瓜廬集：卷尾〔M〕.上海：古書流通處1921年印“汲古閣景宋鈔南宋群賢六十家小集”本. </p><p>　　〔18〕 李清馥.閩中理學(xué)淵源考：卷39〔M〕.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39、;　　〔19〕 嘉靖太平縣志：卷6〔M〕. 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Z〕.上海：上海書店，1986. </p><p>　　〔20〕 楊載.詩法家數(shù)〔A〕.何文煥.歷代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3.728. </p><p>　　〔21〕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A〕.丁福寶.清詩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 </p><p>　　〔22〕

4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1372. </p><p>　　〔23〕 陳起.江湖后集：卷15〔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p><p>　　〔24〕 曹豳.瓜廬集跋〔A〕.薛師石.瓜廬集：卷末〔M〕. </p><p>　　〔25〕 周裕鍇.宋代詩學(xué)通論〔M〕.成都：巴蜀書社，1997.287. </p><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