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社會因素與HIV陽性者情緒障礙及高危行為關聯(lián)性的研究.pdf

1、到2007年底，我國現(xiàn)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0萬(55萬-85萬)人，其中艾滋病病人8.5萬(8萬-9萬)人，全人群感染率為0.05％(0.04％-0.07％)。2007年新發(f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萬(4萬-6萬)人，因艾滋病死亡2萬(1.5萬-2.5萬)人。AIDS是一種病死率高，目前尚無法根治的慢性傳染性疾病。它除了對患者的身體造成嚴重的危害外，還會使其產(chǎn)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引起不良的應激反應，從而給AIDS感染者帶來嚴重的心理和精

2、神傷害。 AIDS感染者的管理正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衛(wèi)生問題，提高對HIV檢測陽性后的告知率及提供醫(yī)學咨詢，已被證明是防止AIDS傳播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有效降低陽性者的高危行為發(fā)生率。然而，在實際工作中，仍有部分陽性者在獲知感染HIV后繼續(xù)發(fā)生高危行為，造成對他人的傳播及自身再次感染新的病毒株。并且，隨著抗病毒治療的改善，一方面陽性者的生存壽命得到延長，另一方面通過陽性者發(fā)生高危行為傳播AIDS的數(shù)量也在不斷增加。因此，探討陽

3、性者情緒障礙、高危行為發(fā)生的危險因素，并制定相應措施，遏制AIDS的蔓延，已成為當前AIDS與預防控制工作的重點。 本研究旨在將應激理論應用于AIDS的研究領域，特別是應用到AIDS陽性者中，以既往HIV陽性者為研究對象，以該人群的心理壓力、應對方式、社會支持等心理社會因素與HIV陽性者的不良應激反應為研究內(nèi)容，探討心理社會因素與陽性者情緒障礙和危險行為的聯(lián)系，為制定有效的心理行為干預策略與措施提供依據(jù)。 對象與方法：

4、 在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廣州市第八人民醫(yī)院和廣州市AIDS監(jiān)測哨點，簡單抽取250例確診的HIV陽性者，對他們進行面對面的調(diào)查，內(nèi)容包括人口學特征、吸毒情況、性行為情況、社會支持、心理壓力、應對方式和對AIDS的認知情況等。 結果： 1.心理障礙和高危行為的流行狀況 HIV陽性者焦慮得分均數(shù)為45.28(SD=11.36)，抑郁得分均數(shù)為21.79(SD=11.36)；文化程度較低者的焦慮、抑郁均數(shù)較高

5、；月均收入較低者的焦慮、抑郁均數(shù)較高(P<0.05)。86例靜脈吸毒者中，32.56％(28／86)的陽性者最近3個月內(nèi)仍有注射毒品行為，平均為36.61次／月，最多達160次／月；其中，有時與別人共用針具的占25.00％(7／28)，每次都與別人共用針具的占3.57％(1／28)；有時與別人共用一瓶水洗針或棉球容器溶解過濾毒品的占35.71％(12／28)，每次都與別人共用一瓶水洗針或棉球容器溶解過濾毒品的占7.14％(2／28)；與

6、獲知感染HIV前相比，有不少吸毒者的吸毒頻率(33.33％)、共用針具頻率(40.74％)及共用一瓶水洗針或棉球容器頻率(62.96％)均無降低。對陽性者性行為的研究表明，超過半數(shù)(62.71％)陽性者最近3個月內(nèi)性行為活躍，平均4.97次／月，最多達30次／月；多性伴(15.54％)、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或有時不使用安全套(46.63％)等多種不安全性行為普遍存在；與獲知感染HIV前相比，性行為頻率未降低者占28.77％；安全套使用頻

7、率未增加者占32.44％；性伴數(shù)未減少者占53.38％，甚至有7(4.73％)人的性伴數(shù)比獲知感染前更多。 2.心理社會因素對心理障礙、高危行為的影響 控制性別、文化程度等混雜因素后發(fā)現(xiàn)，AIDS相關心理壓力與調(diào)查對象的抑郁、焦慮情緒顯著關聯(lián)，分別解釋了抑郁、焦慮情緒總變異的54.1％和41.2％。其中社會壓力、情緒／生存壓力越大，抑郁、焦慮情緒越嚴重；客觀壓力僅與焦慮情緒呈顯著正相關(P<0.05)；威脅是抑郁情緒的危

8、險因素(B=0.182)； 客觀支持的增加可減輕陽性者的抑郁情緒(B=-0.670)；解決問題作為一種積極的應對方式可有效緩解病人的抑郁、焦慮情緒，而自責則與兩種情緒障礙顯著正相關(P<0.05)。另外，本研究還顯示，與月均收入<300元者相比，月均收入介于300～1999元者的焦慮情緒顯著下降(B=-2.698)，但月均收入>2000元與收入<300元者的焦慮得分均數(shù)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多重回歸分析顯示

9、，社會壓力和情緒／生存壓力分別與安全套的使用頻率和感染HIV后安全套使用頻率的變化有關(P<0.05)，其中，社會壓力較大者性行為時使用安全套的頻率較低(B=-0.076)，情緒／生存壓力較大者獲知感染后安全套的使用頻率降低(B=-0.101)；采用逃避和解決問題的應對方式分別與安全套的使用頻率和感染后安全套使用頻率的變化有關(P

10、方式者獲知感染后安全套的使用頻率增加(B=0.181)；客觀支持得分與多性伴高危行為相關(P<0.05)，獲得客觀支持較少的陽性者的性伴數(shù)量較多(B=-0.282)。 此外，HIV陽性者安全套的使用頻率與性伴類型及性伴HIV感染狀況顯著相關(P<0.05)。他們主要與配偶或固定性伴發(fā)生性行為，與不固定性伴(性工作者和同性戀者)發(fā)生性行為較少，但后者危險性較高(性交頻率最高并且安全套使用率最低)。HIV陽性者與陰性性伴性行為時使用

11、安全套的頻率是77.55％：同HIV陽性性伴(44.29％)相比，與HIV陰性性伴使用安全套的頻率較高(B=1.771)。 結論： (1)廣州地區(qū)HIV陽性者的抑郁、焦慮狀況比較嚴重，顯著高于正常人群。 (2)讓HIV陽性者獲知感染，并不能降低部分陽性者危險行為的發(fā)生。 (3)本研究中HIV陽性者普遍感受的壓力較大，對AIDS的認知水平較低，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使用的應對方式更消極。 (4)心理壓